食胆包天

“食、色、性也，”是儒家的经典之教。无论是食还是性都有一定的限度，不能违背礼教的规范。自古以来以“色胆包天”谴责好色之徒，殊不知中国人的“食胆”更在“色胆”之上，因为淫恶之人毕竟是极少数，而食不择物，吃无禁忌，则几乎成为中华饮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，对民众有广泛的影响。

饮食本是以大自然的产物为原料，这些原料经过烹饪进入口中，首先表现为人和自然的关系。由于中国的饮食文化向人际关系的绝对倾斜，无视这些生灵的生存和保养，产生“虐生”的行为，在历史上屡见不鲜。

中国伦理观念的主体是“教以人伦”。《礼记》说：“亲亲、尊尊、长长、男女之别，人道之大者也。”《管子》说：“背人伦而禽兽行”。人伦、人道都是对人而言，飞禽走兽是仁义不施的对象，一旦把人归于禽兽的行列，“衣冠禽兽”视为最厉害的骂人话，首先遭殃的当然也是飞禽走兽。佛教不食荤腥、伊斯兰教不食猪肉以及宰杀牲口的各种规定，都使得这些民族和教民在食物的选择和烹调中有所不为。华夏族则百无禁忌，只要入口不择手段。食物的选择以稀为贵，以贵为好，这也助长了暴殄天物的行为。唐朝皇帝姓李，由于避讳李与鲤同音，下令禁止捕食鲤鱼，可在唐人的著述中并不乏有食鲤鱼的记载。《酉阳杂俎》说：“句容赤沙，湖食朱砂鲤，味甚美。”贺朝在《赠酒店胡姬》一诗中赞美：“玉盘初脍鲤，金鼎正烹羊。”白居易在《渭上偶钓》中说：“渭水如镜色，中有鲤与鲂。偶持一竿竹，悬钓至其傍。”这反映在禁令的前后，并未停止食鲤鱼的行为。连皇帝的“讳”都照吃不误，还有什么不能吃的。

最近有关传媒报道，从广州野生动物批发市场所见，天上飞的，水里游的，陆上走的，包括国家明令保护的珍稀动物，无一不能变成盘中餐，偷猎偷食国家保护动物的恶行，屡禁不止，实在让人忧虑。

其实，即使在食无禁忌的古代，虐待动物的行为也遭有识之士谴责。明代盛行火炙鹅掌，生啖猴脑，著名文人李渔痛斥说：“物不幸而为人所畜，食人之食，死人之事。偿之以死亦足矣，奈何未死之先，又加若是之惨刑乎？二掌虽美，入口即消，其受痛楚之时，则百倍于此者。以生物多时之痛楚，易我片刻之甘甜，忍人不为，况稍具婆心者乎？”

诚然，反对“虐生”的人并非都是素食主义者，荤食者是以动物的制成品为食物，也是杀生者。怎样看待杀生者反对“虐生”这一矛盾的现象？李渔在《闲情偶寄》中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解释。他以食鱼为例说：“鱼之为种也似粟，千斯仓而万斯箱，皆于一腹焉寄之。苟无沙汰之人，则此千斯仓万斯箱者生生不已，又变为恒河沙数。至恒河沙数之一变再变，以至千百变，竟无一物可以喻之，不几充塞江河而为陆地，舟楫之往来能无恙乎？故渔人之取鱼虾，与樵人之伐草木，皆取所当取，伐所不得不伐者也。”按现代生物学理论来看，在生物繁殖之中有所谓“群体选择”一说，局部的牺牲往往获得种群的繁衍。捕食鱼虾满足了人类的口腹之欲，却也有助于种群的平衡，正如剪枝伐木，是为了伐其不得不伐者，使草木长得更健壮。家养的鸡鸭鹅猪牛羊成为人们食用不尽的食物之源，正因为人们把它们驯养成家畜，远比野生的具有更多的种群和庞大得难以估计数量。人类和动物都置身在大自然的生物链中，环环相扣，环环相生。动物有生命，也有刺心之痛，怎样在这生物链中代谢，而又不受到虐待，李渔从反对“虐生”进而朦胧地意识到生态平衡的问题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